“白澳政策”与“新经济政策”

感谢芊芊屡次留言，从中知悉不少有关澳洲的人权法治实况。

仅仅几十年，从一个“纯白澳社会”转变为当之无愧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澳大利亚，其民主自由开放的程度，羡煞了不少大马人。

追溯历史，澳洲的民主果实绝不是从天而降，过程经历了不少辛酸以及流血事件。个人认为，了解澳洲的民主进程，有助于激励、提升我国人民对民主的追求。

回望约180年前，当时有一大批中国人受“淘金热”的吸引移民到澳大利亚，饱受歧视迫害，根本原因，唔使问阿桂，当然是种族主义在作祟。

那时，澳洲白人自认是最优秀的人种，不但对欧洲来的白人存有偏见，更甭说早被他们标签为“劣等”人种的华人。

除了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白人淘金者对华人的成功也分外眼红。华人的勤奋与刻苦耐劳，能从白人废弃的金矿采出黄金的“运气”，更使他们由忌妒而生仇恨。

长久仇恨积怨下，终于爆发了排华暴行。白人淘金者的大规模袭击吓得许多华人心惊胆战，不少人很快离开了澳洲，那些留下来的也大多改行业谋生，在郊区种植蔬菜水果，有的制作家具，或从事洗衣业。华人仍然受到极端的歧视，被看作下贱。许多白人不愿直接从华人那里买任何东西，华人只好把蔬菜家具等产品以低价卖给白人中间商，而中间商一转手就以数倍的价格出售。

虽然后来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排华暴行，但白人社会的排华情绪却更加普遍，几乎成为社会共识。最后，终于产生了恶名臭彰，闻名于世的“白澳政策”。

白澳政策的基础当然是种族主义，华人被形容为邪恶无比，是肮脏的代名词。有一幅漫画把中国人画成一只大章鱼，伸出许多黑色的触角，缠住了一个个高尚的白人，触角上写着：“走私”、“赌博”、“贿赂”、“鸦片”、“疾病”、“嫖娼”等等。

在一片恶毒的攻击声中，也曾有过一点公正的声音。悉尼晨锋报曾有一篇文章说：“他们（华人）勤奋工作， 遵守我们的法律，在我们的城里没有造成一丁点的祸害，然而他们却遭受了我们残忍的强暴，……当我们评判种族的高贵和低劣时，如果衡量的尺度是遵纪守法，勤劳或其它任何客观的标准，恐怕天平不会倾向我们这边…….”。

然而，公正的声音太微弱了。从1901年开始，“白澳政策”被有效的执行了六十多年，直到人类的社会进步使种族主义越来越站不住脚，越来越被世人不耻，“白澳政策”才终于被瓦解了。

回望过去，从一个犯人的流放地，经过连续不断的自我提升，澳洲人对英国之外的文化从排斥到接纳，时至今日，澳洲的政治民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更宽容的政策，平等对待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让少数民众都享有“平等权利”。

从澳洲的民主进程，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人自我提升，将为自己的带来精彩人生；一个政党自我提升，可以不断扩展政党文明；一个国家自我提升，当可建设一个民主水平高、执政效果好、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返观马来西亚，BOLEH？

先有国才有家还是先有家才有国？

回应思想博客求真先生的先有国才有家


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到底是思想决定命运，还是命运决定思想？

多数人的想法，一般上是思想决定命运；要改变命运，就要改变行为；要改变行为，先要改变思想。

但也有人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您可以认为是思想决定命运；您也可以认为是命运决定了思想，理由是一个人的命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的思想。两者皆是一种因果关系。

有人说，政治没有是非善恶，但一定会有因果关系。 如果一个政党能够在党内施行自由民主、开放、互助尊重的文化；一旦取得执政地位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将不采取“霸权独裁”式的政策。

而那些强调种族主义、独裁霸权的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是否能够尊重民意、施仁政？

我不否定：先有国才有家，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文明，不尊重民意、不害怕人民的选择权，我们的家我们的党也一定受到影响的。

平心而论，此话大有道理，如果国家的政府不实施民主自由开放政策，人民哪有真正公平的社会以及家庭的温暖和安宁？

但是反过来看，一个独裁霸权的政府，不也正是由一组不尊重党意、不害怕党员的选择权的政党所组成的结果吗？

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到底是先有家还是先有国，到底是政党政治影响了国家抑或是国家影响了个别的政党，这两端，我相信是难搞清楚的认知问题。

主人或奴才

韩非子“买椟还珠”故事里
说一个楚国人
把一颗珍珠装在精美匣子里
拿到郑国出售
结果郑国人付钱后只要了精美匣子没要珍珠
如果郑国人是因为“老土”不识货
那么我们这些聪明的政客
则是处心积虑地将珍珠从匣子內抽去
只给老百姓一个精美的空匣子
他们“抽”去的正是公民意识精髓之所在

什么是公民意识？
简单地说
就是广大民众
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不管是
首相
部长
总监等各级官员
都是纳税人缴税来给民众办事
如果他们不尽职守
平庸无能
更不要说贪污
民众就有权摆免或撤换他们

监督政府
督促政府
本就是人民的权利
更是人民的责任

但是
经过几十年的单向输入
经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
公民意识
臣民意识
混淆不清

缺乏公民意识
说得白一点
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不敢把自己当主人
甚至不敢把自己看成是与官员平等的人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
前者是以主人姿態督促
後者是以奴才心思膜拜
当今最迫切的
就是消除我们脑子里
灌输了几十年的臣民意识
提升我们的公民意识
能做到这一点
真民主拭目可待

自由靠自己争取

在任何社会中，自由都要靠人民自己去争取和保护。

……只要人们有机会在两个或更多的政党之间进行选择，能够在宪政框架内决定政府，各项与之相关的自由就会随之而生，这些自由能抵消或削弱寡头统治的力量。

当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时，国家就能逐步由一个臣民的国家走向公民的国家，逐步实现人民对政府的控制。

没有结社自由，就无法将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当然更谈不了以之取代那些当权者；没有言论自由，关于公共问题的真正讨论就无法开展，这些自由权利的存在又以禁止对公民实施肉体和精神奴役为前提。

另外，不得随意逮捕，不得秘密审判，不得施予残酷的刑罚，不得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等等这些权利也都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同等重要的权利还有知情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在一个崇尚自由的社会中，这些权利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须臾不可离。

为什么需要这些权利？

只要翻翻那些新老警察国家的历史，只要看看人类知识进步的历史就会明白。如果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不以不证自明的真理的名义与那些掌权者据理力争，就不会有今天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其他民主制政体中相似的法案。

如果我们的先辈不向旧有的习俗挑战，不努力改善种种不便，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科学成就，我们的生活条件就无法得到不断的改善。

请记住被雅典人处死的苏格拉底，记住被彼拉多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记住被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有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哥白尼。伽利略和达尔文，他们的科学学说当时被宗教正统判为异端；请记住被犹太教廷逐出教门的斯宾诺莎，记住那些被诬身中魔法而被烧死的“ 女巫”们，还有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及1945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残酷迫害不同政见者的恶劣行径，所有这些对于我们都是一种有益的警醒，思想是封杀不住的，他不会随着个体的消灭而被消灭。

虽然政治自由依赖于个人自由，但要将这些个人自由成功的嵌入国家结构之中并非易事。如果我们对自由秩序的热情过高，走得太远，这种热情往往会变成独裁主义的通行证。没有约束的自由无异于放纵，放纵的结果使自由蜕变为独裁。所有的权利都是与责任相联的，没有哪项权利是绝对的。以言论自由为例，其自由必须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为限，因此才有必要制定法律，放置诬蔑、诽谤及至煽动暴乱。
…………

经典的宪法术语对公民权利作出的承诺不会自己变成现实。很多宪法条文都用最动听的词句来规定那些最令人向往的自由权利，在实践中却大打折扣。

捍卫公民权利的秘密不能只是依靠象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这些制度设施，尽管它们都有一定的独立性。

同权利一样，制度的有效性也会发生改变，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可能被遮蔽在恐吓的阴影下，成为无足轻重的虚构物。

同样，只要公众强烈地要求，制度也可以变得强大无比，对公民权利的诉求同样如此。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强烈地要求运用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就会得到保护并得以运用，于是制度就能够发挥功能。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要求和决心，无论是法院、国会还是议会都爱莫能助。因此，最终能使公民权利变为现实的是人民的政治意愿，正是这种意愿创造了宪法并让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任何社会中，自由都要靠人民自己去争取和保护。

备注：以上解释摘自《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10版)》51页

民主发展障碍之一_大家庭制度

社会庇护作用的本质
是民主发展的一个障碍
在政治与经济上
常具有这类模式的特点

庇护人具有
一定的政治地位
掌握权力和资源
能够向地方领导
分配
诸如礼申、PROJECT之类的好处

庇护人控制政府资源
把它看成个人财产
尽可能收买
其附庸者的支持
而各级地方领导
则在不同的层次上
干着同样的事情

尽管这种庇护制度
带来某些程度稳定
但它对政治体制
具有腐蚀作用
它鼓励腐败

因为庇护人
对自己的决定
不承担责任
附庸更不可能
起任何制衡作用
并把反对的声浪
当成是敌人

这个“大家庭”概念
是庇护制度
一个主要的支柱
特别适用于
往上爬的附庸者
期望能得到“家庭”的照顾
在政府机关
或附属机构
担任高官
或者
其他“贪镭”的职务

在这种制度下
各级家长的专制行为
被视为是正常
并广泛被接受
这种惯例难于被根除

这也似乎在提示我们
这些民主化的障碍
是结构性的
要消除它们
从短期或中期来看
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