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文化”大马扎根

针对巴生港口自贸区(PKFZ)醜闻，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每天提出3道问题，交通部长拿督斯里翁诗杰爆料，有几股串联的势力阻止稽查报告公诸于世，一时之间，问责之风，范围之广，为近年来所罕见。

简称巴生港口自贸区计划，耗资46亿令吉，4年来争议不断。有关计划是巴生港务局以杜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为模式，希望能够将之发展成为本区域著名的转口贸易中心。

反讽的是，参与该项计划的杜拜港口营运商，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机构 （Jafza），由于难忍官僚作风和种种舞弊，最后宣告撤出这项计划。

更为恶劣，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的评估，这项原本估计成本是19亿5700万令吉的计划，若无法如期摊还货款，到了2051年将会飙升至124亿5300万令吉！

尤其让人不可思议，普华永道的这份稽查报告揭露这项计划所涉及的一连串收购土地及发展计划成本失控、管理不当、利益冲突、缺乏透明度等重重弊端。但耐人寻味地，局面演变至此，却没看到任何相关负责人被停职或警告处分。

在其他一些国家，政治和道义问责是一种民主监督方式，群众、媒体、非政府机构，乃至政治人物等方面通过运用“问责”，形成一股有效的社会压力。

在健全的问责文化下，不仅是有关官员必须问责，负有领导责任、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的ATAS也需要问责。

当前，只有加快启迪民智，才能让“问责文化”在大马扎根，形成广泛的社会压力，让大大小小的官爷都意识到，做官的应对社会、对民众负责。